说说520 > 都市言情 > 移民全球 > 正文 第五百八十四章:我们的航路(四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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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文  温骏轩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辑  尘埃  兆斌  毛毛

    郑成功与郑芝龙父子,在明亡清兴之际的不同选择,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公元1646年,在清军入关后的第三年,善于把握风向的郑芝龙再次做出重要的政治选择,归顺了清朝;郑成功则成为了明朝复兴最后的希望。客观的说,在每个王朝更迭之际,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的选择都很正常。很多时候,即使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标准来要求,你也很难正确评判一个服务于两代王朝者的忠奸。正因为如此,清王朝在修史之时,才会开创性的单列了一个《贰臣传》。悲剧的是,由于郑成功的关系,郑芝龙甚至没有机会被列入“贰臣”之列,而是与吴三桂等人一起列名于《逆臣传》。其在大历史层面,整合中国东南海上力量的贡献,同样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。

    每一次中原王朝遭遇北方马上民族入侵之后,中央之国几乎都会阶段性的出现南北分治状态。对于马上得天下者来说,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,才能在战术上适应江淮流域纵横交织的水网。与历代王朝更迭不同的是,长江这次没能成为替明王朝续命的天险,取而代之的是海洋属性的台湾海峡。事实上,郑成功并不是第一个试图依托海洋,挽救没落王朝命运弄潮儿。在南宋王朝的最后时刻,渡海前往越南建立复国基地的想法,一度被提上议事日程。然而无论从天时、地利,还是人和角度看,这种想法在当时都不具备可操作性。最终为世人留下的,只有“崖山之战”后的悲凉。

    无论以中国人所尊崇的“忠”文化层面来看,还是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气节角度,以及将台湾纳入中央之国版图的贡献来说,郑成功的历史地位都是无可质疑的。相比之下,出身郑氏集团,后来帮助清王朝完成两岸统一的施琅,则成为了一个争议人物。点评这些历史人物的是非,并非我们今天的任务。只能说在历史的洪流中,郑氏父子以及施琅的选择,并不应该简单被看作他们的选择,而更应该被视为类似抉择的代表。

    客观上说,即使郑氏家族全部选择追随郑芝龙,台湾海峡依然有可能成为博弈的战场。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清王朝的不信任。鉴于清王朝的异类出身,以及“剃发令”的高压推行,这种不信任感的存在非常普遍;另一方面则是因为,反抗者们认定,他们在海上有足够的优势。这种优势,即来源于环中国海贸易的经济贡献,更取决于地缘政治上的退路。

    所谓地缘政治上的退路,指的就是台湾岛了。对于郑成功所代表的东南反抗力量来说,台湾岛和台湾海峡,是其敢于直面北方压力的资本所在。相比之下,代表西南抗清力量的南明永历政权,虽然也能够依托险峻地形进行抵抗,但总得来说没有东南抗清力量那么有地理优势。将中南半岛诸国,视为退路的想法更是不具可操作性。这使得南明政权在西南的存在,较之在东南的抗清力量,要更早退出历史舞台。

    (注:公元1659年,清军攻入昆明;1662年,南明永历帝于缅甸为吴三桂所绞杀。公元1683年,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)

    郑成功是在公元1661年发动台湾之役的。在此之前,其领导的以金门、厦门为基地的东南抗清力量,一直在从浙南到潮汕一线的沿海的军事对抗中占据优势(台州-潮州一线)。然而无论是期望收复中原,还是形成南北分治格局,做到这点都是远远不够的。从地缘政治角度看,富庶的江南才是必须拿下天王山。对于依赖海外贸易提供资金的郑军来说,控制江南这个最重要的丝绸供给地的诱惑同样巨大。公元1657-1659,郑军先后三次由福建沿海起兵北伐,并在最后一次北伐中,一度沿长江而上,进逼江南的门户——南京。

    尽管这三次北伐都遭遇了失败,但郑军在东南沿海的海上优势依然存在。要知道,即使在北伐失败之后,郑军依然在厦门全歼了乘势进犯的数万清军水师(1660年)。从战略上看,如果同时期以云贵高原为基地的南明永历政权,能够稳定住并反攻四川成功的话,那么郑军再图江南,并形成南北分治局面并非没有可能。即使抗清力量内部无法统一,亦有可能形成三国分立的局面(包括更复杂的割据)。

    类似的情况,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常态的存在。然而南明永历政权在西南的失败,彻底让郑成功在战略上成为了一支孤军,不仅再次北伐在战略上机会渺茫,失守金、厦也成了一个时间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,向海外谋求一个即在战略上有自给能力,又能够发挥自己海洋优势的根基之地,成为了必然的选择。

    早在郑成功还寄希望于北伐之时,就已经与控制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,有过多次冲突,甚至先后两次发布针对台湾的禁令。包括禁止从中国港口启航的中外商船前往台湾贸易(1655年),以及严禁中国籍船只前往台湾贸易(1657年)。有记录表明,在郑成功切断台海贸易之后,损失惨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,曾应允每年缴纳5000两白银作为军响(及大量军用物资)、同意郑成功向前往台湾贸易的中国商船收取关税。然而郑成功的这些做法,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决心攻取台湾了,更多是争夺海上贸易的主导权, 以为自己在大陆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撑。

    客观的说,如果不是东南海上贸易的昌盛,单凭对金门、厦门两座小岛的控制,郑成功是没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抗清力量的。反之,要是郑成功有机会进取江南,与清庭划江而治的话,也没有必要把荷兰人赶出台湾。事实上,在是否要攻台的问题上,郑军内部一直存在的很大分歧。从中国人的本性来说,作出背井离乡本身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。同时,与属于亚热带气候区的福建沿海不同的是,台湾南部的嘉南平原一带,属于热带气候区。纵然台湾当时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定居,但对于大多数未到过台湾者来说,对热带疾病的担忧心理依然会很强烈。

    另一个担忧,则在于对环中国海经贸秩序的打破,有可能伤及郑军内部人员的现实利益。经由郑芝龙时代以来,亦官亦民的郑氏海上集团,实际已经主导了环中国海的贸易,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。将荷兰人赶出台湾,意味着对旧有平衡的打破,谁也不敢保证荷兰人的反扑,会不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。单从经济角度考虑,这种做法很像是杀鸡取卵。不过,台湾是否要取已经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,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了。如果不走这一步,明朝复兴的最后希望将成为泡影。另外,谁又能保证,归顺了清朝就一定还能享受之前的贸易自由度呢?要知道,正是明朝的积弱才导致了中国东南民间海上贸易及武装的发展,一个强大的新兴王朝,是很难继续给予这样的空间的。

    在面临抉择之时,不同意见、不同角度的考量是十分正常的。历史更加关注的,只会是决定之后所造成的战略后果。在台湾问题上,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,郑成功的攻台决定,都使之从一个旧王朝最后守望者的角色,升级至国家、民族英雄的地位。尽管郑成功的最初动机,并不是为中央之国开疆扩土,而是因为在大陆复明无望,退而求其次的经略台湾,但在历史的变迁中,地缘结构的变化有时就是这么吊诡。很多时候一个政权的失败,反而被动式的促成了族群的扩张,使得原本未被重视的边缘板块得到开发。一如西晋覆灭后造成的“衣冠南渡”现象,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,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样。

    另一个与台湾有关的案例,是1949年以后旧政权对台湾的经营,使之在通行语言和文化上极大拉近了与华夏核心文化的距离。考虑到之前半个世纪,台湾岛刚刚经历过一次日本化,这次文化意义的衣冠南渡现象,在地缘层面无疑造成了深远影响。以至于大陆地区近年来兴起国学学习时,台湾地区的实践和模式,很大程度成为了仿效对象(比如《弟子规》热)。当然,政治上的长时间割据,不可避免造成了“台独”心理的蔓延。只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,台湾岛的割据状态,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割据历史并没有本质区别。即使在现实的“世界”概念,已经与中央之国独大于亚洲东部的时代有所不同,亦无法改变“大一统”结局的再次出现。

    地缘看世界

    温骏轩专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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